学习记| 贵州革命先烈之蒙九龄▪严金甡
发布日期:2021年04月08日 18:20      点击:

【编者按】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精神,营造党史学习教育浓厚氛围,中共贵州省委改革办、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近期将通过“贵州改革”微信公众号,向社会公众集中推送一批在革命战争时期、剿匪斗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贵州革命先烈(含贵州籍和在贵州牺牲的中共党员及席大明等5位著名的民主人士)事迹,弘扬浩然正气,感悟精神力量。今天介绍的是蒙九龄、严金甡2位革命先烈事迹。

蒙九龄(1903-1928)

蒙九龄,布依族,1903年11月生,贵州荔波人。黄埔三期,中共党员。蒙九龄是荔波县唯一参加北伐战争、南昌起义、湘南起义的早期职业革命者,是中共早期创建人民军队的见证人和参与者。

蒙九龄蒙九龄的祖父辈是耕读世家,父母略懂些文化,家人勤劳善良,家风和顺,知书达礼。受父母及家庭影响,其5岁就被送进私塾读书,他非常珍惜学习时光,勤奋好学,先生常夸奖他“读书用功,将来一定有出息!”幼年的蒙九龄,从小就勇敢仗义,还有菩萨心肠,经常扶危济困,乐于助人。后来,他考入都匀中学学习。在与同学的交往中,他得到了一本《共产党宣言》,这书真让他爱不释手,从这书中让他第一次了解到“共产主义”这个名词,知道了一些救国救民的真理。为此,他作出一个大胆决定,投笔从戎。他做通父亲的思想工作,在父亲和家人的同意下,1922年7月的一天,蒙九龄终于参加了滇军。从此,蒙九龄踏上了保家卫国、救亡图存的道路。1924年,蒙九龄又从滇军考取了黄埔军校,分至军校第三期步兵科。开学典礼上,他聆听了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讲话:“同志们,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有志青年,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……一不怕死;二不贪钱;三爱国家;四爱百姓;五不拉夫;六服从命令;七尽忠职务;八严守纪律;九实行主义;十完成革命……”这些话让蒙九龄热血沸腾,心中感到无比的坚定和自豪。因此,在军校的日子里,九龄处处严格要求自己,苦练杀敌本领,从而在军校的队列、射击等各项军事成绩都是名列前茅,军事理论及综合素质得到很大的提高。1925年8月,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遇刺,政治工作风云突变,这让他看清了国民党内部派系的明争暗斗,更清醒地知道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哪里。军校学习结束,九龄下定决心跟共产党走,果断加入了叶挺部队,1926年参加北伐,后任连长,1927年任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营长,并率部为叶挺部队主力参加南昌起义。起义战斗中,他充分运用军校所学军事本领,率部与敌人展开激战,英勇善战,奋勇杀敌,为起义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,得到官兵的高度赞扬。1927年8月至1928年1月,起义军退出南昌后,这时的革命形势十分严峻,部队被打散,人马所剩无几,前后有敌军围追堵截……蒙九龄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,矢志不移跟共产党走,始终率部队跟随朱德、陈毅率领的起义军转战赣、粤、湘,展开游击战。1928年1月,蒙九龄又参加了朱德、陈毅在湖南郴州发动的湘南起义,被任命为教导大队副大队长、七师3团团长,率部战斗在郴州、永兴、资兴、宜章等县。1928年3月上旬,南京国民政府向湘粤两省国民党军下令对湘南工农革命军进行“协剿”,派七个师向湘南地区进攻。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,朱德等人决定不与敌军硬拼,主动撤离。4月上旬,为掩护朱德、陈毅率部撤出湘南,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转移,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,挫败南京政府的“协剿”计划。蒙九龄临危受命,率“善打阻击战”的3团再次担负断后,掩护朱德、陈毅主力部队撤向井冈山。4月8日,蒙九龄率部在资兴县城与数倍于己的敌军交战,他的新婚妻子也和他并肩作战。面对人数众多、武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,蒙九龄所部毫不畏惧退缩,他们以大刀、长矛和锄头等简陋武器,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。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,蒙九龄率部边打边撤。恶战中,敌军如潮水般涌来。子弹打光了,蒙九龄命令用石头砸下去;石头砸光了,蒙九龄夫妇一马当先,跃出阵地,挥刀砍向敌人。就这样,蒙九龄率所部,同新婚妻子一道,为完成阻击任务,率领3团200多战士一起与敌殊死战斗,至死不退,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顽强战斗到最后一刻。他的光荣事迹可歌可泣,永载史册。

严金甡(1921—1941)1938年2月,一位年仅十七岁的共产党员,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,同他们的领导者—起,被国民党贵州反动当局逮捕,关进贵州省保安处监狱。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特务见他年纪小,想用诱骗的办法,从他那里打开缺口,便狡黠地对他说:“你年纪轻轻,被人利用,只要写个悔过书,就放你出去”没料到他义正词严地斥责道:“国难当头,抗日救亡有何过可悔!”反动当局从这位青年身上—无所获,就恼羞成怒,又对他施以重刑摧残,但都无济于事。最终于1941年1月将他同他的领导者一起秘密杀害。他就是忠于党和人民革命事业,为党为国献出年轻生命的严金甡。

严金甡,又名今生,1921年出生于贵阳,父亲严伯寅在贵阳中山西路开中医诊所,母亲是一位深明大义而贤淑的女性。金甡弟兄姊妹六人,他排行第五。二哥金操(袁超俊)早年外出参加革命,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;大姐金秋(严慕苏)和四哥金城(袁林)三十年代初就在贵州参加过进步活动,后来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金甡的童年,是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,在革命家庭的环境中逐渐成长的。中共贵州地下组织的同志利用他家开诊所的有利条件,经常在他家楼上聚会。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林青也常去那里活动。每到这时,严金甡和妹妹金萱便自觉地为他们放哨。林青常给他讲革命故事,教他唱《少年先锋队歌》《国际歌》等,对他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。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和姐姐哥哥的启迪,从小在金甡心灵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。1935年,贵阳发生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破坏中共贵州省工委的“七·一九”事件。省工委书记林青和地下党组织的一些同志被捕入狱。金甡的四哥金城也遭敌逮捕。同年9月11日,当他得知国民党反动派要公开杀害林青的消息后,拉着妹妹跑到贵州警备司令部门,怀着沉痛的心情守候着。当他们跟着刑车,看到林青在宪兵的刺刀威逼下,仍昂首挺胸,大义凛然,视死如归的情景时,金甡流着泪悲愤地对妹妹说“茅哥(对林青的称呼)多好啊,我们要学他那样勇敢坚强,埋葬这吃人的世界!” 林青牺牲后,地下党组织的同志有的转移到外地。隐蔽下来的同志设法营救狱中的同志,他们派金甡以亲属身份去探监,传递信息,沟通狱中同志和狱外的联系。他年纪虽小,办事却谨慎,多次完成了“探监”的任务。1936年,金甡就学于达德学校。这段时期,他阅读了苏联的一些进步文学作品及其他一些革命书籍。这年暑假,金甡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,和陶信镛、周晓山、周兴仁等在一个学习小组。这时,金甡阅读进步书籍的机会更多了,还经常作读书笔记,写心得体会,与组里同志研讨问题,思想进步很快。1936年10月,经李策介绍他和陶信镛、周兴仁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由李策单线领导。严金甡平时不多言谈,但谈论问题时却条理分明,思路清晰,颇有卓见。他认为,党员应当首先是品学兼优的学生,否则,就不能影响周围的同学。因此,读书会的成员都争做班上品学兼优的学生,他在同学中享有较高的威信。金甡很喜欢唱歌。迫于反动当局的禁令,不能公开唱革命歌曲,他回到家里也要小声地哼唱或教别人唱。他特别喜欢《五月的鲜花》这首歌:“五月的鲜花,开遍了原野,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。……”这支充满激情,寓意深邃的歌,时时激励着金甡的革命斗志。1937年金甡考进贵阳师范学校。后因工作需要转入贵阳高中就学。抗战爆发后,黄大陆受党中央派遣从延安回贵阳与李策一起管理贵州地下党组织,加强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。为了加强宣传工作,扩大党的政治影响,组织上把金甡调到黄大陆身边负责刻印文件和传单,并担任秘密联络工作。金甡严守秘密工作的原则和纪律,放弃学业,断绝与外界的人际交往,躲进一间暗室里与钢铁、蜡纸打交道,孜孜不倦地为党工作。 金甡刻写蜡纸精益求精,练就出一手精细整洁、刚劲有力的仿宋蝇头小楷。他常在自己的床前堆放一堆煤灰练习写字,终于学会了多种字体,在刻写传单和文件时,随时改变字形以迷惑敌人。当时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很困难,金甡刻写的工具非常简陋,仅有一块旧钢板,一只铁笔,一个油印辊子和几张蜡纸。铁笔用秃了他就捡留声机的唱针捆扎在木筷上当铁笔使用,没有油印机,就两个人分别拿着一根铁条压在蜡纸上一张张的印。无论白天黑夜,金甡总是默默地在他家小楼上埋头工作。1937年冬天,金甡冒着严寒,忍着手脚上冻疮的疼痛,连续几个晚上刻写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的《告同学书》。几百份传单散发出去后,影响很大。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陈惕庐大为震怒,他跑到女中、达德等学校,咒骂说:“《告同学书》是托派、汉奸捣乱,传单是外来的,贵阳人刻不出那样的字。” 自金甡担任刻印党的秘密文件以来,先后刻印了《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》、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以及省工委先后发出的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的纲领》、《实践上的几个问题》、《关了小组生活》和其他一些党的文件。 金甡除了专做秘密刻印工作外,还做过一些交通联络工作。他讲究策略,注意方法,随机应变。在他家隔壁有家钟表店,他便利用机会接近店员,向他门学习修理钟表的技术,后来他用废机件自己安装了一只怀表,需要传递党的指示或通知时,他把表内机件取出,把字条放在表壳内,送到目的地。就这样,一次又一次机智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交通联络任务。 1938年,当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,进步力量不断壮大,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不断深入人心的时候,国民党贵州当局秉承蒋介石的旨意,公然破坏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宣言,对抗日民主力量进行镇压。他们制造了“二·一九”破坏“学联”事件,逮捕了于蕴等七位同学后,于2月21日夜,又逮捕了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黄大陆、李策,同时,严金甡也被逮捕了。国民党贵州反动当局为掩盖其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倒行逆施,竞诬陷被捕的同学和共产党人是“托派”、“汉奸”、“王公度余孽”。后来虽经中共贵州省工委多方营救,甚至周恩来、叶剑英以及冯玉样出面交涉,但国民党反动当局对黄大陆、李策和严金甡等同志仍不予释放。 狱中,金甡在黄大陆、李策的鼓励下,注意锻炼身体、磨炼革命意志。在敌人的严刑逼供面前无所畏惧,毫不动摇;在亲人和同志们的关怀下充满了乐观的精神。一次,他母亲和妹妹来探监时,金甡已经是遍体鳞伤。没有一丝血色的面部,浮肿得几乎辨认不出模样来了,他硬撑着站了起来,微笑着一步一步向母亲和妹妹走过去,口中喃喃有词,不住地向亲人点头以示安慰。母亲看到小儿子这般模样,强忍着揪心的痛楚,回到家里便疾病缠身,于1939年1月离开了人世。 1941年1月“皖南事变”发生后,严金甡和黄大陆、李策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于贵州省保安处的防空洞里。金甡牺牲时还不满二十岁。他为了党的事业,为了人民的解放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。他短暂的一生,光明磊落,肝胆照人,他为党为国,义无反顾,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,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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